我于1953年参加工作，一直到1975年一直担任内蒙古文工团（后来的内蒙古歌舞团）的独唱演员。1975年，为了培养下一代蒙古族长调艺术的接班人，服从组织分配，调入内蒙古艺术学校（今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）任长调教员，其后又兼任副校长职务。 
      原来在内蒙古文工团工作的时候，我关注和注意的是演出的成绩和效果。那时，只要唱好自己的那几首歌曲，得到人民的掌声，这就尽到我的全部职责。转入教学岗位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因为第一我没有上过一天学，第二我更没有给别人上过课，所以刚接手教学时，感到无从下手。
      当时艺术学校没有教材，其实那时整个内蒙古也没有什么教材，艺术学校原来仅有的一些，也在“文革”中被当做“四旧”焚烧一空。我手里没有一本能用的教材，教学工作起初是非常艰难的，只得从自己会唱的几首歌入手开始教。 
      我当初从家乡出来的时候，会唱200多首长短调民歌。后来在工作中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风云的变幻，尤其是随即而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能唱的长调歌曲仅剩下了两首，而且是换了歌词的，一首是《勤劳的牧民》，另一首是《我们的好总理》。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民歌会卷入这场政治风暴，被挤压到那场政治运动的夹缝中，走过了不寻常的一段路。那时我非常担心，我们蒙古族民歌艺术到了我们这一代该怎样去传承，怎样去发展。 
     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开始能教一些民歌，我所知道的歌曲也已不能满足当时的教学需求。长调歌曲不是从高楼大厦中生长出来的，它是存活在蒙古的山川、河流、大地、草木、花朵儿、露水儿里、滋长于草原牧民的生活中。更多、更好，更有价值的长调歌曲都是在草原深处、牧民的心中。所以，从1976年开始，为了搜集教材我每年暑假都下到家乡呼伦贝尔搜集、整理民歌。那时的条件也不好，没有像现在有电脑之类的设备，只有一台“砖头”录音机，背着它有时坐马车、有时徒步、有时坐牛车，一个一个地寻找七十、八十岁的、上了年纪的、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人，一首一首地听他们唱，向他们学，一首一首地录音、记谱。 
      回来以后，和我的学生朝伦巴图（现艺术学院副教授、著名长调歌唱家）一起整理曲谱、记歌词、校对，在蜡纸上一句一句地写下来、印出来，前后共搜集了一百多首民歌，并编成教材、打印成册，大大地填补了长调教材的空白。搜集到的那些民歌，于1985年与阿日布登搜集的民歌一起做为内蒙古《蒙古族民歌丛书》首部民歌集《呼伦贝尔民歌集》出版。 
      在教学中，我作为一名女教师，也碰到了许多困难。很多学生都是从农村、牧区来的，家庭条件普遍较差，很多学生来的时候，身上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，我就给他们找出自己的一些衣服让他们穿。有的是小学毕业、有的是初中毕业、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年龄也大小不一，教学和管理上需要很大的力度。 
      一名学生离开家，在艺校上四、五年学，家里也可能出很多的事情，如有的学生父亲去世、有的母亲去世、有的父母都去世。这些学生的父母生病后，就带着孩子来到学校和家里找我，我就给他们联系医院、安排他们动手术、住院治疗，给他们做饭送到医院。有的治好了回家，有的得了癌症无法治疗而去世，我就负责处理后事。做为一名女老师和学校领导，每当学生面临一切难题和困难的时候，我既是他们的妈妈、又是他们的老师，也是他们的领导，必须从方方面面给予安排，妥善处理。有的学生来的时候年龄也大，在艺校四、五年念下来，认识的人也多了，毕业的时候就到了出嫁的年龄，就会结婚。比如达日玛，当时她家里条件不好，母亲身体也有病，就是从我家出嫁的学生。 
      我的第一位学生是傲特根（艺校1960 级学生、曾被布赫主席称为：“小宝音德力格尔” 、原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）和牧兰（ 宝音德力格尔在首届全区乌兰牧骑集训班的学生、蒙古族著名歌唱家、原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团长）。我在内蒙古文工团的时候，她们就已经和我上课了。1975年到艺校后，学校分给了我八个学生，开始了教学。他们是朝伦巴图（现艺术学院副教授、著名长调歌唱家）、其其格（现在巴盟巴盟群众艺术馆工作）、娜仁格日乐（现内蒙古歌舞剧院长调演员）、娜仁图雅（现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文体广播局播音员）、达日玛（原呼和浩特市歌舞团团长）孟克（现乌兰察布市歌舞团团长、书记兼独唱演员）、阿力塔（现内蒙古歌舞剧院）、额尔登其木格（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蒙语部主任）。 
      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都不会唱长调，也不识谱，我从简单的歌曲开始入手教他们。如一年级时唱《四岁海骝马》、《我的家乡》，二年级时唱《辽阔的草原》、《》，就这样由易到难，由简单到复杂。二、三年后，逐渐进入状态，会唱的非常好。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不让他们发声，从一首小的长调开始让他们唱，让他们在唱的当中自然放开嗓子，如果发声的话，长、短调声音会打架，他们找不到位置，会感到很困难。因为教学的需要，我在当时的内蒙古文工团中第一个买了钢琴，放到家里给学生上课。 
      调入艺校后，我利用假期在家乡呼伦贝尔举办了两次民歌培训班，第一次是1980年，在新巴尔虎右旗，共四十八名学员，年龄最长者八十八岁，最小者十六岁，名叫巴日哈（2006年首届“宝音德力格尔杯”长调大赛业余组一等奖获得者 ）。第二次是1992年，在新巴尔虎左旗，也是四十多位学员。在民歌培训班里，大家在一起互相探讨，互相学习，我向老人们学会后，再负责教给年龄小的学员，边学边教，在被教和教的过程中，就能做到很好的、有效的继承和传承的工作，并从而搜集到了更多的民歌，又一次丰富了内蒙古艺校长调教学的教材资源。 
      内蒙古艺术学校成立于1957年。我到艺校时学校教学和学生住宿条件也特别不好，学生住的都是危房，那时每逢下雨我们怕教室会塌下来，都会把学生转移走。艺校自1957年成立后，一直没有晋升为大专。1986 年，为了让艺校成为大专院校，我与当时的艺校书记阿日贡同志去北京到了文化部、国家民委、找了乌兰夫主席，乌兰夫主席说：“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前两年建立的自治区，内蒙古艺术学校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一所艺术类学校，建校也早，如果没有遇到政治坎坷，应该很早就成为大学了。”随即给我们学校拨了一笔款，盖了一栋学生楼和一栋办公楼，让学生从危房搬入了楼房，为艺校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 
      1991年，我从艺校退休回到了家乡。我喜欢回到家乡，回到生我养我的呼伦贝尔草原。在那里，我依然热衷于培养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人，参与并创办了呼伦贝尔大学艺术系长调班，并给家乡的孩子们传授民歌，因为家乡的老师给家乡的孩子教家乡的歌，所以孩子们学的也特别好。并于2006年举办了首届“宝音德力格尔杯”长调大赛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。 
      执教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所教过的每一名学生，都是各自的岗位上的佼佼者，他们辛勤地工作着。在基层乌兰牧骑工作的学生，也都作为他们团体的主要演员、骨干力量，他们都为传承和发扬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事业做着应有的贡献。如今艺术学校也已成为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，在传承和发展蒙古族长调艺术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今年是我院建校五十周年，祝愿我校越办越好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（王连福根据宝音德力格尔口述，翻译并进行文字整理）